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明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究其背景，从短期因素来看，产业发展、居民就业和收入受疫情冲击严重，影响居民对未来的预期并直接作用于其在消费、储蓄之间的权衡配置；从中长期因素来看，我国人口增速降低、人口老龄化加速，进一步弱化了中长期的消费预期。同时，城镇化、房地产发展周期的下行有滋生地方财政困难、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放眼外部环境，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前期刺激政策效果趋弱，其利率的持续上升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经济进入衰退的预期。上述国内外、长短期因素叠加，使得明年财政政策需要进一步加力提效。

 但目前社会上存在着一种思维定式，即“加力提效”意味着“减收增支”，具体表现为提高财政赤字率、增发地方债尤其是专项债以及发行特别国债。上述简单化、程式化的理解低估了财政运行的复杂程度及财政自身面临的挑战。财政与经济互为表里，疫情发生三年以来，不断受到冲击的经济基本面对中央和地方财政而言如同一场严峻的“压力测试”，财政“紧平衡”特征愈加突出。因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筑牢风险防控制度的机制，抓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强化财经纪律约束和财会监督，不断增强财政可持续性。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已经进入了高质量发展阶段，要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不能是过去财政刺激政策的简单重复或者“酌增酌减”。一方面，要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经济与财政之间的关系。应将充分调动微观经济主体、民营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充分调动地方政府、地方财政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作为财政工作的基础和前提。经济基础更加活跃、地方财力更加充盈，国民经济才能实现“轻装前进”而非“负重前行”。也就是说，财税支持政策应该以支持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常态化回归和转变、为经济主体打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另一方面，要认识到数字经济等新业态蓬勃发展背景下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正面临深层次变革。随着经济活动的辐射半径不断延展，我国五级财政管理、多级税收征管模式需要进行相应调整；在着力缓解基层财政支出压力的同时，也应该更多地考虑从省级、全国层面加强财政统筹，更好地提供跨区域性、全国性的公共产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多支持，注入更大更强的动力。

文章来源：中国财经报